那是一次让亲历者至今仍兴奋不已的巨大发现：1952年，河南郑州，面积达25平方公里的商代遗址，周长6960米的古城垣，手工业作坊遗址，制陶作坊遗址……残存的铜渣、陶片打开了我们沉封的记忆，把我们带回到拥有高度文明的商代。经历了夏王朝的嬗变，商代实现了奴隶制社会的空前鼎盛，社会分工更加细化，手工业迎来更快的发展，商业开始萌芽。据考证：遗址中出土的海贝、鲟鱼鳞片、鲸骨、海蚌以及夔龙纹的金叶，都是交换用的相当于货币的媒介。专家的推断，解开了郑州与“商”之间的历史情结。至西汉时期，司马迁将商人特别是古代的豫商写进了《史记》，“布衣匹夫之人，不害于政，不妨百姓，取之于时而息财富，智者有采焉。作《货殖列传》”。感谢太史公，在记录王侯将相的同时，在“重本抑末”的时代，还关注了从事“货殖”活动的诸公。借司马迁笔下妙语，深谙供求关系的范蠡、“人弃我取、人取我与”的白圭走到了现代人面前，留给后人无尽的商业精神滋养。南阳人范蠡还被视为商界开山鼻祖，被后世的人们尊称为“商圣”。
在历史中行走，不断变换的地域成为思想变迁的坐标。由郑州沿陇海线西行150公里，可到有“四面环山、六水并流、八关都邑、十省通衢”之称的九朝古都洛阳。由今上溯到北魏时期，洛阳正处于全盛时代。城区面积约20平方公里，人口60余万，手工业、商业兴盛，市场繁荣，全国各地和西域各国来洛阳经商者络绎不绝。“百国千城，莫不欢附，商胡贩客，日奔塞下”、“天下难得之货，咸悉在焉”。都市的繁华，交易的活跃，留住了八方客商。人之趋利的本性，也让更多的人放下锄头，拿起秤杆。
    由郑州沿陇海线东行80公里，就是建城2700多年的“七朝古都”开封。由今上溯到北宋年代，正是汴梁城的鼎盛时代，共历经北宋九帝168年。2002年年底，记者有幸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到宋人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长达5米的画卷，再现了拥有百万人口的北宋汴梁城的市井生活。人物荟萃，城郭恢弘，繁华的商业场景令人叹为观止。秉承先祖传下的商业天赋，精明的开封人已凭着对《清明上河图》描摹的记忆，将张择端时代的北宋商业生活复制于现代人的眼前。虽然，对于千年的历史积淀来说，这只是一道成人童话式的文化快餐；但“一朝走进画卷，一日梦回千年”的诱惑，还是让南来北往的游客心甘情愿地掏了一回腰包。
    走过唐朝东都的锦绣城阙和宋朝东京熙攘的市井，明清时代再次出现显赫一时的豫商巨贾。“斑驳而沉重的黑漆大门后，是一条斜坡向上的门洞，昏暗深长。”一个朋友这样述说他所见到的康百万庄园，言语中充满了诱惑，也充满了神秘色彩。古云富不过三代，而康氏家族却兴盛了四百余年、历经十几代人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谜。康氏家族深受程颖、程颐所阐释的儒家思想的影响，尚河洛文化，尊中庸之道，讲究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是典型的豫商代表。康家靠水运发财，靠土地致富，靠进贡得官，多次得到皇帝赏赐，最高时官至三品，与巨富沈万三、阮子兰一起被民间推崇为全国三大“活财神”，可谓盛极一时。1900年，慈禧、光绪銮驾由西安回京，途经巩县（现巩义市），康家十七世传人康鸿猷以巨资建行宫、架浮桥、修御道，供奉铺张，极尽奢华，龙颜大悦，赞其家资百万，以为褒扬。至此，“康百万”名扬天下。康百万庄园也因此显赫一时，与四川的刘文彩庄园、山东的牟二黑庄园并称为全国三大地主庄园。岁月已逝，无可奈何花落去。昔日名闻天下、声震中原的康百万庄园，如今已只剩下偌大一片历史的陈迹。记者不禁想起山西近邻的乔家大院。虽然建筑规模、风格及历史跨度远不及康百万庄园，但今日的乔家大院却因张艺谋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而名噪一时，年旅游收入突破千万元。
持续的经济增长总是以社会稳定为前提，而中国封建经济对政治有着天然的依附性，其表面繁荣的背后有着天生的脆弱性，注定它们只能是封建统治的寄生品，国家兴盛则商业昌隆，国运衰竭则商业衰败。“过去的一切都是被未来注定的”，这是刻在古巴比伦王国碎石上的一则偈语。就像爱新觉罗王朝的覆灭是被未来注定的，就像伊拉克战争是被未来注定的一样，当封建统治走到穷途末路时，先天的不足也注定了康百万家族的衰败。虽然康家曾因迎驾有功，得以钦赐御封，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，面对社会动荡不安与战乱频仍，当年的康氏家族早已是江河日下，风光不再了。至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康家第十八代传人康子昭自觉日薄西山、无力再挽回康家已逝的繁华，于绝望中抬起枪管，以自己生命的终结来宣告一代豫商巨贾家族的陨落。荣辱沉浮、沧海桑田，只留下门前冷落鞍马稀的青堂瓦舍，任后人评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