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是我国商人、商业和商文化的重要发源地，我国早期的商业活动、商人代表和商业理论都可认为是源自河南，因此豫商是我国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商业群体，在中国早期的商帮文化里，豫商占有重要地位。而康百万家族无疑是近代豫商的代表之一，其经营思想、经营方式、经营地域、文化理念、财富使用等方面都代表了豫商独特的精神气质。
　　  长期以来，学界对晋商、徽商研究甚细，而对豫商言之尚少，且概念模糊，乃至明清十大商帮上都缺失了“豫商”的名字，而在中国新五大商帮里，豫商更是寂寂无名，让源远流长的“商道”精神在中原大地上几乎无所依托。
　　河南是中国商文化的发源地。辛树帜《禹贡新解》因丁山《九州通考》说，豫州以谢地得名，《诗·嵩高》、《郑语》记载了周宣王为申伯营谢，甚至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郑桓公也曾经打算迁往于此，可见在先秦时期河南地区的环境之优美舒适，宜耕宜居，交通便利，正是诸多的便利条件，剩余产品的大量出现增加了商品交换的可能，“殷人重贾”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社会风气。并且河南商人经商的传统由来已久，在中国早期的商帮文化里，豫商是领导者。我国最早有史书记载的商业活动，就是夏朝中期殷人“肇牵牛车而远贾”，居住于今河南商丘的商始祖王亥带领商族人“做服牛”“以为民利”，以帛和牛当货币，在部落间进行交易。“商人”一词由此得名。南阳的范蠡和濮阳的吕不韦堪称时代商雄，商丘之计然是为中国最早的商业理论家；范蠡以计然为师将商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，“情商”吕不韦，筹划完成了“货天下”的宏图大业，堪称一代人杰。早期的豫商精神集大成者洛阳人白圭在说到经商之道时讲：“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武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”概括之，我们可以说是“智”、“勇”、“仁”、“强”的能力和行为素质，并且他把经商与智慧、道德相互联系，形成了豫商乃至整个中国商业精神的内核，以致太史公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，毕恭毕敬地将白圭奉为“天下治生祖”。除了优秀的商业精英，汉唐时代的洛阳、北宋的都城汴京，不仅是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繁荣的商业都市。北宋以后，虽然经济、政治中心南移，但中原大地的开封、洛阳、商丘等地仍然是繁华的商埠重镇。
　　提起豫商，尤其不能不提纵跨明、清、民国三个历史时期，富裕十二代，历经四百多年辉煌的巩义康百万家族，该家族可称为历史上豫商当之无愧的代表。康家从明朝中期以经营店铺起家，以利用漕运发家，以收购土地兴家，以儒家文化传家。其产业巨大，声名显赫，他们运用手中财富，凭借黄河、洛河舟楫之便，搞航运贸易，经营盐业、木材、粮食、棉花、布匹、丝绸、钱庄、药材等。到清代中期，康百万家族富甲豫、鲁、陕三省、船行洛、黄、运、泾、渭、沂六河，两次悬挂“良田千顷”金字招牌，土地达十八万亩，财富无以数计，成为中原一大富豪。民谚称其“头枕泾阳、西安，脚踏临沂、济南；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，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”。一九○○年八国联军攻战北京期间，康家曾为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在黑石关修建行宫、架设浮桥、铺设御道，还向朝廷奉献百万银两，被慈禧太后赐封“康百万”，名扬天下。民间百姓还将康百万与巨富沈万三、阮子兰并称为“三大活财神”，印成年画张贴，祈致财富。
　　中国人常言“富不过三代”，而康百万家族却创造了中国财富的神话，堪称一代儒商的典范、豫商的楷模，特别是其富含哲理的家训《留余》令人印象至深：
　　留耕道人《四留铭》云：“留有余，不尽之福以还造化；留有余，不尽之禄以还朝廷；留有余，不尽之财以还百姓；留有余，不尽之福以还子孙。”盖造物忌盈，事太尽，未有不贻后悔者。高景逸所云：“临事让人一步，自有余地；临财放宽一分，自有余味。”推之，凡事皆然。坦园老伯以“留余”二字颜其堂，盖取留耕道人之铭，以示其子孙者。为题数语，并取夏峰先生训其诸子之词以括之曰：“若辈知昌家之道乎？留余忌尽而已。”时同治辛未端月朔愚侄牛敬题。
　　世代相传的“留余”祖训所体现的“尚中庸、积荫德、重家教”思想正是传统豫商精神的精髓，与新时期和谐的商业道德要求殊途同归。
　　以康百万家族为例，可以看出豫商和晋商、徽商在经营思想、经营方式、经营地域、文化理念、财富使用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。
　　从经营思想上看，晋商重钱不重官，“学而优则贾”(山西常氏家训)，全心做生意，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赚钱；徽商重官不重钱。